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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楞調》:“中國的花腔”出自魯西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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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來源:大眾日報   發布日期:2019-11-09   點擊次數:
  □ 本報記者 于岸青
 
  2018年6月9日,上海合作組織青島峰會燈光焰火藝術表演《有朋自遠方來》在青島奧帆中心上演,驚艷世界。其第二篇章《齊風魯韻》的伴奏音樂以《沂蒙山小調》開場,緊跟著成武民歌《包楞調》華麗出場,齊魯原生音樂奏響,喜迎八方來客。與《茉莉花》《沂蒙山小調》等民樂的舒緩不同,《包楞調》給大家留下的深刻印象是旋律的歡快和優美動人。
  如今,在我國主辦的大型活動中,《包楞調》經常是保留曲目,一旦某一場合響起《包楞調》的旋律,聽眾自然而然就會聯想到“山東”這一體量巨大、歷史悠遠、文化綿長的東方存在。
 
  《包楞調》的背后,是魯西南非物質文化遺產綻放出的奪目光彩。
 
“中國的花腔”唱響上海舞臺,打破了只有歐美才有花腔的論斷
 
  1964年5月21日,《大眾日報》一版報道《山東代表團和前衛歌舞團攜帶優秀節目赴上海參加“上海之春”演出》,之后還轉發了《解放日報》刊發的社論《做偉大時代的歌手》。
 
  報道中說:“參加第五屆‘上海之春’音樂會演出的山東代表團和解放軍濟南部隊前衛歌舞團,于昨(二十)日離開濟南赴上海。山東代表團由專業演員和業余民間歌手組成。他們帶去的節目,絕大多數是在今年舉行的省群眾歌舞會演中選拔出來的優秀節目。這些節目經過不斷加工排練,思想水平、藝術水平又有進一步的提高。作品的內容都是反映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有著強烈的時代精神和濃厚的生活氣息;作品的曲子有的是運用了戲曲音調,有的是根據民歌素材創作的,有著鮮明的民族風格和地方特點。”
 
  山東代表團帶去的節目中就有女聲獨唱《包楞調》。
 
  “上海之春”始自于新中國成立十周年的1959年。為迎接十周年國慶,上海文化界在這年舉辦了各種展演,5月開始的上海音樂舞蹈會演是其中重要的組成部分?;嵫堇?5天,上海市12個專業團體悉數參演,共11場287個節目,最具影響力的是俞麗拿演奏小提琴協奏曲《梁山伯與祝英臺》。這便是“上海之春”的前身。受此啟發,上海文化部門自1960年開始,連續七年舉辦了冠名為“上海之春”的大型音樂文化活動,與哈爾濱之夏音樂會、廣州羊城音樂花會一起成為新中國成立后舉辦的首批音樂節。
 
  1964年的第五屆“上海之春”開邀請華東各省參演之端,把一個城市的文化活動辦成了華東數省共同襄贊的文化盛宴?;∽ㄒ狄帳跬盤?,包括濟南、南京、福州等地的部隊演出團體均受邀參加。
 
  山東省的文藝團體便與濟南軍區前衛歌舞團組團參演。接到邀請后,山東省先在全省進行了節目選拔,菏澤地區選送的正是由姚月蘭演唱的《包楞調》。報送節目在省里匯集后,4月7日至19日在濟南進行了“山東省群眾歌舞會演”匯報演出,《包楞調》入選。山東代表團組建后,經試唱,決定由張瑛擔綱演唱《包楞調》。那年,青島姑娘張瑛28歲,在山東省歌舞團擔任女高音獨唱演員已經6年,是獨唱小組組長,還是省人大代表。
 
  5月23日晚,第五屆“上海之春”開幕式在上海文化廣場舉行,出席觀眾達到創紀錄的一萬一千多人,中共上海市委的領導曹荻秋、石西民、劉述周,還有文化部副部長齊燕銘、中共中央華東局宣傳部部長夏征農以及其他負責人,包括正在上海進行友好訪問的阿爾巴尼亞等一些國家客人也出席了開幕式。其間,北京、天津、哈爾濱、沈陽、西安、太原、武漢、廣州等地音樂工作者也前來觀摩、學習和交流,使“上海之春”獲得了非同一般的全國性影響力。
 
  5月24日晚,山東演出隊在上海音樂廳舉行了第一場演出,獨唱《包楞調》第三個出場。對這臺演出,《解放日報》報道:“這次山東省演出隊雖然只帶來十個比較短小的節目,但由于內容豐富和形式活潑,給人以很深刻的印象。演出隊的同志以雄渾的歌聲歌唱了山東勞動人民同自然災害頑強斗爭的革命精神,歌唱了山東工人的沖天干勁;特別突出的是從各個角度反映了山東農村中的新人新事,載歌載舞地表現了社會主義時代勞動人民的新道德、新風尚,給人以很大的啟發。再加上濃厚的地方色彩、強烈的生活氣息,因此使人感到十分親切。”《大眾日報》評價,山東的合唱、表演唱、獨唱、民間歌舞和山東琴書等節目“都以富有革命的生活氣息和強烈的地方色彩,贏得了聽眾的熱烈贊揚”。第五屆“上海之春”在規模上達到這七屆的巔峰,演出歷時達17天,演出場次也達到空前的78場,觀眾累計16.7萬人次,參演節目眾多,370多個節目中絕大部分為新節目,令觀眾耳目一新。
 
  第五屆“上海之春”“以努力促進音樂舞蹈革命化、民族化為目的”,強調革命化與民族化融合?!棟愕鰲防醋悅竇?,從歌詞來看近乎原汁原味,革命性不夠充分,在各種報道中均未被提及。但在演出空隙舉辦的專業研討會上,專家們驚喜地認為,《包楞調》是中國土生土長的花腔女高音,“填補了我國聲樂史上民間花腔的空白,打破了外國音樂界認為只有歐美才有花腔的論斷”。
 
  山東魯西南民歌《包楞調》由此登上了全國性舞臺,以“中國的花腔”的定義形成了全國性影響。今天來看,第五屆“上海之春”的370多個節目中,《包楞調》是為數不多的傳唱至今的歌曲。
 
  值得一提的是,這次“上海之春”推出的大歌舞《在毛澤東的旗幟下高歌猛進》三千人同臺演出,氣勢磅礴,其規模為全國首次。從緬甸訪問歸來的周恩來總理在上??戳蘇飧黿諛亢?,指示以其“為基礎進行修改加工”,排練50多天后,大型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在人民大會堂隆重首演,是慶祝新中國成立15周年時令人印象最為深刻的演出。
 
《包楞調》是勞動人民自發口頭創作的,“野孩子”如何成為“優等生”
 
  某種角度上說,這時《包楞調》“出生”還不到兩年。
 
  1962年10月,菏澤地區成武縣文化館干部魏傳經又一次下鄉,他的目的地還是大田集公社的小程樓村。
 
  魏傳經這年32歲,在縣文化館工作已經11年。1949年4月25日,冀魯豫行政公署發出“關于開辦民校識字班及人民文化館的指示”,成武縣人民文化館遂成立。成立之初,文化館只有兩間房,一個館長帶著一個干部,全部家當是用以開閱覽室的210本書和訂閱的兩份報紙,另有一部16毫米的電影放映機,還要與曹縣文化館共用,放電影時這次先在曹縣放,下次就要先到成武放。1951年,從成武師范學校畢業的魏傳經被分配到文化館工作,成了文化館第三名員工。
 
  1962年,成武縣有計劃地采集民間藝術,是根據菏澤地區文化部門的總體安排,從年初開始的。新任縣文化館館長胡志純一到任就全力推開全縣民歌收集與普查工作,魏傳經喜歡寫詩,因此對民間流傳的歌謠比較關注。大半年來,魏傳經有時騎著自行車,有時搭縣里的便車,有時干脆步行,踏遍了成武的村村落落,陸陸續續采集了幾百首民間歌謠。
 
  夏天,魏傳經在大田集公社就聽人說,小程樓村有一位大娘會唱小曲。當他來到小程樓村找到這位名叫周金英的大娘時,周大娘卻矢口否認,說自己不會唱。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民間藝術活動集中的廟會活動被認為是封建迷信活動,周金英擔心被別人看成是落后分子。魏傳經沒有放棄,一次又一次地從縣城來到30多公里外的小程樓村登門拜訪,誠懇地與周大娘交談,有時自己先唱幾曲,終于打動了周金英。
 
  周金英開嗓一唱,魏傳經眼前一亮,他立刻意識到這是難得一遇的優美小調。曲調不長,但唱詞繁復。縣文化館沒有錄音設備,只能靠周大娘唱一句,魏傳經記一句,他分數次記下了歌詞,足足有64段。
 
  周金英告訴魏傳經,《包楞調》又叫“包楞戲”,唱詞極多,一唱就是幾十段,她學的只是其中一種。她學的《包楞調》歌詞是從一首詩衍生出來的,“晴空明鏡,松峰鳳鳴,星亭清靜,景動風輕”,頗有偈語的韻味。再由這首詩的每個字引出四句,組成一段詞,全部歌詞便有64段,唱起來循環往復,沒完沒了,時間長短可任由控制,隨時開始,隨時結束。
 
  歌詞的格式十分規律,第一句末尾都是“白楞楞楞”,第二句末尾是“一點紅”,第三句末尾重復該段字眼,第四句都是“緊包楞”,如“鏡”字部分:“天上的銀河白楞楞楞,織女的頭繩一點紅,鵲橋通天水如鏡,牛郎織女緊包楞。”歌詞內容廣泛,春夏秋冬、名勝古跡、飛禽走獸、日月星辰、君王賢士、文臣武將、公子小姐、土特產品、鄉土民情、成武古跡等,無所不包,猶如一幅史詩畫卷。
 
  但魏傳經記譜能力有限,不能把曲譜完全記下來,他干脆跟周金英一句一句地學唱?;毓鶯?,他自唱自記了一番,感覺曲調不是太準。于是,他邀請成武一中音樂教師孫嘯天一起騎著自行車再到周金英家,請周金英反復歌唱,終于記下了準確的《包楞調》音樂曲譜。
 
  魏傳經對歌詞進行了加工,這便是現在大家知道并廣為傳唱的《包楞調》。1962年,菏澤地區共收集民歌600多首,魏傳經所在的成武文化館竟然收集了其中的370首,后從中選編295首出版了《菏澤民歌選》,再挑出22首向中央上報,其中就有《包楞調》。1963年,上海所辦的《歌曲》雜志刊登了魏傳經、孫嘯天搜集整理的兩首成武民歌《花蛤蟆》和《包楞調》。
 
  1963年2月,《包楞調》由成武一中學生宋慧芳首唱,參加七縣文藝會演,受到群眾的熱烈歡迎。3月,山東省民歌會演,菏澤地區民歌手姚月蘭演唱了這首歌,受到了音樂界人士的贊賞和關注?;岷?,上海唱片廠把姚月蘭演唱的《包楞調》灌制了唱片。
 
  周金英熱情好客,每年的廟會是她最重要的社會活動——不僅是燒香拜佛,她熱衷于參加“擔經挑”。在魯西南地區包括豫東、皖北這一片區域的廟會上,“擔經挑”十分流行,直到今天。“擔經挑”主要由上年紀的婦女在廟前的廣場上自發地群體“演出”。早期的形式是婦女們肩上挑著擔子,一頭是進香的香火,一頭為了平衡襯個東西,口中念念有詞。后來這種形式被漸漸固化為一頭是個蓮花盆,一頭是個大鯉魚(用布或絹制作的道具),擔子用半寸寬、5尺多長的竹片制成,光滑而有彈性。她們手撫著蓮花盆,組成各種隊列邊舞邊唱小曲,引來眾人圍觀。唱詞多來自佛經、孝經、民間故事,曲調紛繁多樣,或是當地民歌,或是地方戲曲,《包楞調》是其中比較流行的一種。
 
  清末以來,隨著“擔經”的人越來越少,會唱的人也越來越少,但《包楞調》傳播到了琴書藝人當中,魯西南民間文藝十分發達,琴書藝人走村串鄉,使這一曲調的流傳范圍反而越來越大。
 
  從音樂上看,《包楞調》并不受某種專業技法的支配,是由勞動人民自發口頭創作,并在勞動人民的口耳相傳中不斷得到加工而逐漸成形的。它在歷史上的流傳過程已不可考,但其依賴于魯西南方言音調夸張形成的民歌音調,不僅為本土文化貼上了地域標簽,還是其在不同地域文化傳播、交融以及生活變遷的歷史寫照。
 
  必須承認,如果沒有魏傳經和孫嘯天的加工與整理,也許《包楞調》一直都是一副“野孩子”的模樣,難以成為“優等生”而登上“大雅之堂”,這個傳承發展經歷與中國其他著名的民歌《茉莉花》《沂蒙山小調》等是一樣的。
 
歌唱者傾心演繹,《包楞調》傳出中國,走向世界
 
  直到改革開放,《包楞調》真正的輝煌才得以充分顯現。與那個蓬勃發展的時代一樣,《包楞調》自那時起真正地傳遍祖國的大江南北,傳出了中國,走向了世界。而一首歌被廣泛接受的另一個核心元素,是歌唱者的傾心演繹,特別是“花腔”往往表現出鮮明的華麗風格特點,以及炫技傾向的演唱方法。這個關鍵性的歌唱者正是來自鄆城的學生彭麗媛。
 
  1980年8月,山東藝術學院王音璇教授帶領還在上學的彭麗媛隨山東代表團赴京,參加由文化部主辦的部分省、市、自治區民族民間唱法、獨唱、二重唱會演,唱了《包楞調》和《我的家鄉沂蒙山》,轟動音樂界?!侗本┮衾直ā返筆北ǖ萊疲?ldquo;民族唱法,前途光明,后繼有人。”1982年,在中央電視臺、中央人民廣播電臺主辦的春節文藝晚會上,彭麗媛為全國的電視觀眾演唱了《包楞調》。之后,彭麗媛幾次出訪北歐諸國時都演唱了《包楞調》,并錄制成唱片和磁帶發行全國。
 
  2006年,《包楞調》入選山東省第一批省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如今,成武縣文化部門不僅把《包楞調》詞曲以及演奏、演唱錄像搬進了菏澤市非物質文化遺產普查與?;こ曬股?,還專門請來了七位年逾六旬的農村老嫗表演成武擔經,讓人們觀看帶有濃濃生活氣息的《包楞調》,欣賞原汁原味的民間文化藝術。
 
  由齊魯文化滋養的歌唱藝術家以自己的藝術再創作極大地提升了民歌《包楞調》,從而使其成為中國音樂史上的不朽經典。
 
  作為魯西南文化帶響的名片,五十多年來,“中國的花腔”久唱不衰,在當代齊魯文化的嶄新構建中,在山東形象的海外傳播中,占據著突出的位置,堪稱魯西南乃至山東文化最具魅力的象征與寄托。
 
  《包楞調》陸續被改編成合唱歌曲、箏曲、二胡曲、鋼琴曲、舞蹈等多種藝術形式。它在中國乃至世界文化中,已不僅僅是一首中國樂曲,而已成為一種具有很強的文化藝術再生潛力的藝術與文化主題。從歌曲到舞蹈,從古琴到古箏,《包楞調》隨著時代藝術表現形式的演進,穿梭來往于不同的藝術形式之間,其本身就已經成為一個人類藝術和文化表現媒介、表現形式的濃縮性表征,其在不同表現媒介、表現形式中呈現出哪些具有同一性的藝術特征,又顯現出哪些不同甚至大相異趣的特征,獲得了何種豐富的藝術和文化底蘊,更是今天的藝術和文化研究所亟待正視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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